1949年，石觉拒绝同傅作义起义，事后竟得到蒋介石重用，为何？

1949年，石觉拒绝同傅作义起义，事后竟得到蒋介石重用，为何？

1949年1月的北平，寒风凛冽。傅作义的部队已经与共产党达成和平协议，准备投诚。作为国民党中央军九兵团司令的石觉，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当傅作义召集军中将领，劝说大家随他一同起义时，石觉却坚决反对。在北平即将解放的关键时刻，他选择带领一批军官乘机南返。

石觉此前在军中并不显眼，战场上的表现也平平无奇。但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将领，在回到南京后却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用，被委以重任。他不但被任命为京沪杭副司令，还成为了淞沪防卫司令，负责构筑长江防线这一关键任务。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石觉在国民党节节败退之际依然选择坚守？又是什么样的际遇，让这位平凡的将领突然获得蒋介石如此青睐？这其中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黄埔出身的平凡军官

1908年的广西桂林，正值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石觉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桂林作为广西的文化重镇，当时已经成为革命思潮的重要传播地。辛亥革命后，两广地区更是成为军阀割据的重要地区，军事将领频繁更迭，这种环境对年少的石觉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4年，16岁的石觉通过考试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这一期的学员中不乏后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赓、萧克等。然而，石觉在军校期间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才能，他的成绩始终处于中等水平。即便如此，黄埔军校严格的军事训练和革命教育还是在他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毕业后，石觉被分配到北伐军中担任排长。1926年，他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多次战役。在讨伐军阀的战斗中，石觉表现得谨慎而保守。与其他同期毕业的黄埔学子相比，他的军旅生涯显得格外平淡。在北伐军攻克武汉时，石觉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连长。

到了1928年北伐结束时，许多黄埔同学已经升任营长、团长，而石觉依然停留在基层军官的位置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0年。在这段时期，石觉所在的部队主要驻扎在江西地区，执行地方治安任务。

1929年，石觉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师。这是一支主要由黄埔系军官组成的部队，军纪严明，战斗力较强。在这里，石觉开始逐渐熟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指挥与协调。尽管如此，他的表现仍然中规中矩，没有特别出彩的战例。直到1930年，他终于通过考核获得了团长的职务。

这段时期的石觉，就像千千万万个基层军官中的一员，默默无闻地完成着自己的本职工作。然而，历史的转折点即将到来。随着国民党开始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石觉的军旅生涯也将迎来重大转折。

反共战场上的转折

1930年末，国民党开始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此时的石觉已经担任团长职务，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往赣东北地区参与围剿行动。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

在赣东北的围剿战斗中，石觉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军事才能。他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战术：不与红军正面交锋，而是选择在红军必经之路设置伏击点，利用地形优势和火力配置，多次成功切断红军的后勤补给线。这种战术虽然不够华丽，却收到了实际效果。

1931年春，在一次关键战役中，石觉的部队在广都地区设伏，成功阻截了一支正在转移的红军部队。这次战斗中，他巧妙地利用了当地的山势地形，将部队分散埋伏在几个关键隘口。当红军部队进入伏击圈后，石觉指挥部队展开突然袭击，造成了红军相当损失。这次战斗的战报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广都之战后，蒋介石特地召见了石觉。在这次见面中，石觉详细汇报了他在赣东北地区的作战经验。他强调在与红军作战时，必须注重战场情报的收集和地形的利用。这些建议与蒋介石的某些军事观点不谋而合。随后，石觉被提升为旅长，并获得了参与更多重要军事行动的机会。

1932年，石觉奉命参与陕北围剿行动。这次行动的特点是地形复杂，补给困难。石觉在行军途中特别注重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补给体系。虽然最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但他的指挥能力得到了进一步认可。

在陕北期间，石觉还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情报网络。他通过当地的商人和地方士绅，收集红军的动向信息。这个网络后来为国民党在陕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情报支持。这种重视情报工作的做法，也是他日后得到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3年初，石觉被调任为第七十四师的师长。这是一支装备相对精良的部队，主要负责防守陕南地区。在担任师长期间，石觉着重加强了部队的纪律建设和军事训练。他要求所有军官必须亲自参与训练，并且定期组织战术讨论会。这些举措使得第七十四师逐渐成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

到1934年底，石觉的军事能力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他在反共战场上表现出的谨慎作风和注重实效的特点，与其早期默默无闻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军事指挥上，也反映在他对部队建设的理念中。正是这一时期的表现，为他日后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任命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的沉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石觉所部被调往山东战区。在台儿庄战役中，石觉负责指挥第七十四师防守运河西岸的重要关隘。当时日军第十师团正沿运河向南推进，意图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石觉采取了一种特殊的防御部署：在运河沿岸设置多层火力点，同时在后方预留机动部队。

这种部署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时，前沿阵地虽然遭受重创，但多层火力网成功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石觉随后指挥预备队从侧翼发起反击，配合其他部队将日军阻击在运河西岸。这次战役中，第七十四师共歼敌两个大队，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石觉的部队被调往汉口外围设防。面对装备优势明显的日军，石觉采取了一种灵活的防御战术。他将部队分散布置在各个重要据点，采取小规模的游击战术骚扰日军。当日军主力压境时，部队则迅速收缩，避免正面决战。这种战术虽然没有取得显著战果，但有效地消耗了日军的战斗力，为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时间。

然而，在1943年的枣宜会战中，石觉遭遇了军旅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当时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集中优势兵力向枣阳、宜城发起进攻。石觉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死守阵地。在战役初期，他过分强调固守，未能及时调整防御部署。结果导致部队陷入日军的包围圈，损失惨重。这次失利让石觉的军事声望受到影响。

失利之后，石觉开始重新审视部队建设问题。他注意到，部队中存在着严重的派系之争。有些军官是他从赣东北时期带来的老部下，而另一些则是后来补充的黄埔系军官。两个群体之间常常因为指挥权限问题发生争执。为解决这一问题，石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他重新调整了军官任用制度。在重要岗位的任命上，不再单纯考虑资历，而是更注重实际能力。其次，他建立了定期的军官轮训制度，要求不同背景的军官必须进行岗位轮换，以增进相互了解。这些措施逐渐化解了部队内部的矛盾。

到1944年，第七十四师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作战能力较强的部队。在这个过程中，石觉展现出了独特的管理才能。他既不偏袒老部下，也不排斥新人，而是着重考察每个军官的实际表现。这种公正的态度使他在军中建立起相当的威信。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石觉的部队主要驻扎在湖北地区。这时的第七十四师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包括情报收集、战术协同等多个方面。尽管在抗战后期没有参与重大战役，但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正是这段时期积累的经验和威信，为石觉日后在国共内战中的表现打下了基础。

内战时期的重要抉择

1946年初，国共内战爆发。石觉所部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九兵团，负责华北战区的军事行动。这时的第七十四师已经扩编为整编师，装备和人员都得到了补充。石觉被任命为兵团司令，统领多个师的兵力。

在接任兵团司令后，石觉首先着手整顿军纪。他发现部队中存在严重的贪污问题，一些军需官私吞军饷，导致基层士兵生活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石觉建立了严格的军需监督制度。他要求每个连队都必须有专人负责记录军需物资的发放情况，并定期进行抽查。这一举措在短期内就收到了明显效果。

1947年春，第九兵团在河北地区与共产党军队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在这些战斗中，石觉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战术部署。他将部队分成若干个战斗群，每个战斗群都配备有足够的火力支援和后勤保障。这种组织方式使得部队能够灵活应对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术。

然而，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的优势逐渐丧失。1948年秋，第九兵团被调往北平地区，配属傅作义指挥。这时的北平已经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焦点。傅作义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措施，包括加强城防工事和储备军用物资。

在北平城防工作中，石觉负责西城一线的防务。他将防御重点放在了几个重要关隘上，同时在城内设置了多处预备队。这种部署显示出他一贯谨慎的作战风格。然而，当时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军队在平原地区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持续下降。

1949年1月，傅作义决定与共产党谈判。他召集各部队主官开会，商讨和平起义事宜。在这次会议上，石觉表现出了异常的坚定。他公开表示反对起义的决定，并宣布要带领愿意追随的将士南返。这个决定让在场的许多人感到意外。

接下来的行动显示出石觉的果断。他迅速组织了一批军官，利用夜色掩护，通过预先安排的路线离开北平。这次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执行得相当成功。随行的军官中包括了一些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才，这些人后来在南京的防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抵达南京后，石觉立即向蒋介石汇报了北平的情况。他详细分析了共产党军队的战术特点和傅作义部队的内部问题。这份汇报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考虑到石觉在危急关头表现出的忠诚，以及他在军事指挥上的能力，蒋介石决定委以重任。

石觉被任命为京沪杭副司令，主要负责长江防线的布防工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开始着手组织防御工事的修筑。同时，他还重点加强了情报工作，建立了一个覆盖长江沿线的情报网络。这些准备工作为后来的长江防线作战奠定了基础。

台湾时期的转型

1949年4月，石觉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抵达台湾后，他被任命为台湾防卫司令部参谋长，主要负责台湾本岛的防务规划工作。这个职务虽然不如之前的京沪杭副司令显赫，但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

在参谋长任上，石觉首先着手整理撤退来台的军事力量。当时的情况十分混乱，许多部队是仓促撤退，组织结构遭到严重破坏。他采取了一系列整编措施，将原本分散的部队重新组织起来。这项工作持续了近半年时间，最终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防务体系。

1950年初，石觉提出了＂铁壁计划＂，这是一个全面加强台湾防务的军事方案。该计划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在台湾沿海建立完整的防御工事网络；第二，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将有限的军力集中在战略要地；第三，建立一套完整的军事训练体系。这个计划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在执行＂铁壁计划＂的过程中，石觉特别重视基层军官的培养。他创立了＂战术研究班＂，要求各级军官定期参加战术讨论和实地演练。这种培训方式与他早年在大陆时期的做法一脉相承，显示出他一贯重视军事教育的特点。

1952年，石觉被调任军事教育总监。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开始系统地整理战争经验。他组织编写了一系列教材，内容涵盖战术、战略、后勤等多个方面。这些教材后来成为台湾军事院校的重要教学资料。

在军事教育总监任上，石觉还推动了一项重要改革：将军事院校的课程体系与实战需求紧密结合。他要求每个军事院校都必须定期组织实战演习，让学员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显著提高了军官的实战能力。

1955年，石觉被任命为联勤总部总司令。这是一个重要的后勤保障职务。在这个岗位上，他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建立了科学的物资储备制度，确保军需物资供应；二是改革了采购制度，有效遏制了军需采购中的腐败现象。

到1958年，石觉已经成为台湾军方的重要将领之一。这年台海危机爆发，他临危受命，负责协调各军种之间的联合作战。在这次危机中，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成功组织了多次联合防御行动。

1960年代初，石觉开始逐步从一线军务工作中退下来。他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军事顾问团团长。在这个职务上，他主要负责为军事决策提供咨询建议。这时期，他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军事著述上，写下了大量关于战争经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