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龙山】忆夏次叔烈士

夏次叔(1904—1938)，又名夏振全，系龙山县桶车乡小湾人。其祖父夏际虞是封建科举制时的探花，其父夏奠川为光绪21年时的进士，应试时参与了康有为主持的“公车上书”。其母陈氏为夏奠川继室。其父前妻有两个儿子。夏次叔幼时在父亲的影响下，在母亲的严格要求下，六岁时被送到远离家乡的白崖乡石牌小学读书，十二岁时又被送至离家更远的县城就读。

1916年其父病故，1922年次叔被逼出走投奔到长沙的远亲陈家安身。白天，就读于长沙的大麓补习学校，夜间则帮助陈家所开的旅店记账。

次叔幼时常与佃户、长工、放牛仔为伴，与张松茂、舒文全、傅志友极其友善，且与张结拜“同庚”，情同手足。在省城半工半读期间，每逢龙山来客，必打听张等情况。成年以后的夏次叔提倡贫富同等，特别反对尊富卑穷的做法。1936年，他返家探亲。一天，其母要他去召头寨一亲戚叫李道煌的家去做客，派张文生、刘达清、彭昌发、张红伢四个轿夫用轿子抬他去，开初他不肯坐轿，要自己步行，父亲硬要他坐轿，他不敢违命便坐上轿子让人抬着走，但在途中如遇到上坡或过沟过桥，他叫轿夫让他下轿步行。后来，他干脆要轿夫们把空轿抬着走前，他走在轿夫的后面。

到了召头寨后，主人办了高酒大席，分别在内外两间房里摆了两桌，内席是安排他及其他几位贵客的，外席则是安排他的轿夫和随从人员的。开席前，他把两席酒菜先看了看，发觉外席的菜不及内席，便发了火，连饭都没有吃，立即唤了轿夫们离开李家。临走时李家主人阻拦着留他，赔罪似地劝他别生气，他说：“从这一小事，就可以看出你们作贱穷人，倒不知你们平时是怎么虐待他们的。”

次叔，当时面对工农生活每况愈下的情景，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写过一些诗文。1924年他写的一诗即抒发了“羞我二十春，坐困书城里”的感叹，也抒发了“岂让古圣贤，独擅史册美”的壮志。

次叔幼时在家乡读私塾时，对于四书、五经、左传、史记等颇有研究。1921年他在龙山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他只选读数学、英语两门课。他没有读过初中、高中，只在长沙大麓补习学校补习了三年，于192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1927年转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

在北大学习期间，还在夜间任教于平民夜校，半工半读，深受新思潮的感染。其母陈氏悉知次叔的志向。乃为之特建“励志楼”。次叔闻知，写了《次叔小湾村兰溪励志楼记》：

兰溪之滨，岗陵起伏，风景清越。予先祖以壁湖旧宅回禄故，遂筑室焉。故宅无楼阁，癸亥春，予母议建楼于宅之东西山坡上，经营惨淡，越二载而楼成。时予肄业京都，友肖某疑而问予曰：“窃闻神尧土阶芽茨不剪，大禹圣德宫室惟卑，颜子自乐陋巷不忧，诸葛南阳茅庐高卧，古人莫不以广厦千间居仅容膝，又奚用峻宇雕梁为况迩来。神州糜烂，国争蜩塘，正我辈青年奋发有为之秋，又岂宜宴安于亭台楼榭也乎！君家栋宇云连，为吾邑有数，华构虽无齐云落星之点缀，要亦非土阶陋巷茅庐之所可及。而居是者有能希望尧之圣禹之神者乎？勿论尧舜有能贤，颜子而智诸葛者乎？且勿论颜子诸葛，即令祖及令大人而外，有能誉驰一邑，德被一乡者乎？承先仍旧，爰居爰处，犹惧不免文胜质之议，况敢有事于土木哉？何堂大人之不悼烦，君等之不几谏，而竟有此举也？”吾心之感焉，予萋然曰：君所疑者与所责者诚是也，然此盖有隐衷焉。曩者予就学龙城，予母常谓曰：汝父一生笃学，不克展厥志，今志老矣，生汝弟兄四，汝两兄年长当佐父操理家政，不克久事读书，汝晚出可无家事累正发奋时也，如果能敦品力学，继汝父兄志予当建楼是语也，非特予母道之，先父盖亦常云耳。翌年秋，予始负笈省垣，时历三载，虽碌碌无所长，然束身自爱，幸未坠求学初衷，而母心嘉慰，是楼以成。予于是且有感焉，盖母之所以为予楼者，以余能敦品力学继父兄志耳。今虽未坠斯志然时仅三载，安知此后肄业京都不坠斯志耶？留学重洋不坠斯志耶？社会服务不坠斯志耶？而余母何故为吾建楼考其意盖欲以励予志也，盖欲以嘉余始而励予终也。岳飞之母知岳飞之贤，犹惧其为习俗移，不克底于成，故镂其背以示勿忘；普鲁士王威廉之母，知威廉之才，犹惧其忘拿破仑侵略之耻，故筑受降门于柏林之上，以励其志。今余贤不逮岳飞，才不及威廉，予母岂不惧予哉，岂不思有所志以励予志而示勿忘哉。是楼之建为岳母普皇后教子之意也。审矣，使予果能敦品力学始终如一，则他日纵不获展厥志日归老是楼亦无憾。否则，登斯楼也，瞻念先人之丰泽，追溯父母之遗训，有不羞愧流汗者耶，罔念贻谋，自甘暴弃。先祖考妣，在天之灵，有不赫然震怒，祟降弗祥者耶！背弃亲训，罪属忤逆，皇天后土，有不殛之者耶！吁！余安敢不励余志呼！友曰：“善，诚能是庶不愧为母也子也，请君言于石，以验后效，并请名是楼曰励志楼。

可见次叔在读书期间已牢固确立反侵略、振兴中华之志。

次叔在北大，以其求学、服务之突出，1928年3月被选为北大政治学会主席，11月又被推选主持学生会的工作，直至1931年6月毕业后，新学会改选完毕。此期间，他领导同学，敦促周览，挽留校长蔡元培，反对刘哲校长，并发动各国立大学扩大免费运动。经长期斗争，终于迫使校方取消寄宿费、卫生体育费，并将学费减至每学期十元。他还组织同学旁听陈豹隐教授的《资本论》，邀请王之相教授讲授“革命后的俄国”，并针对戴季陶、胡适之、梁漱溟三先生关于“青年求学之路”的论述，发表了《青年与责任》一文，鼓励广大青年“为解除劳苦民众的痛苦而求学，为鞭策实际政治的社会的进步而求学，为参与劳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生产而求学”，并多次写信请求母亲将田产除留下自耕自食所需之外，统统分给农民。

在北大学习期间，次叔极为关心时事，深感民族危机的面临，故经常组织时事讲演会、辨论会，还亲自作过《印度民族独立之与英国》、《土耳其民族危机之渐深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的报告。次叔发表文章指斥蒋介石的围剿是“将中国人民推向痛苦的深渊的罪恶战争”，还刻印和散发了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围剿井岗山红军的传单。与此同时，还刻印和散发了名为《田中奏折》的宣传材料，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罪恶企图，指出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当前中国社会之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次叔组织了北大学生会抗日运动委员会，负责起草《抗日运动宣言》、《告日本民众书》，并联络北平各校学生会及各反日团体组织扩大抗日运动会，宣传抗日救国，并拒绝北平军警宪政之三令五禁，举行罢课。在校内请许德珩演讲，在校外扩大街头宣传。在他亲自起草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公开喊出了“全国民众团结起来，枪口一致对外”、“准备流血牺牲赴国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旋与华北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宇宙、东北爱国人士车向忱、高崇民、阎宝航等南下请愿，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1931年12月1日又随北大南下示威团到南京示威游行，要求抗日，被国民党押回北平，列入逮捕的黑名单。次叔返回北平以后，为了摆脱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视，他由北大宿舍二斋移到宝相胡同，后来又迁居腊库胡同北岔，并与市民王秀清结婚。

1932年春，次叔本欲转入北大经济系攻读，因特务跟踪追捕，乃断斯念。后由肖瑜、郑浩然介绍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巴黎期间，次叔鉴于困难深重，不待毕业而提前于1935年初返国。在香港经陈铭枢介绍结识刘斐，又由刘斐写信推荐给李宗仁。次叔到南京后，李宗仁委以广西省政府秘书兼李私人秘书，李催其赴北平接眷。次叔赴北平途中，绕道龙山，闻根据地斗争状况及贺龙将其母轿送返家乡情形，十分感动，再次请求母亲将田产分与农民。

在桂林期间，次叔参加“经济研究会”，与陈邵先、李壬仁、李四光过从甚密，又与林素园、范长江、夏孟辉、潘宜之等交谊颇深，除经常谈论时事外，曾以次叔、次之、夏次叔等名，公开在《》、《》、《》及《知由旬刊》上发表过大量主张反蒋、抗日、亲苏的文章。较重要者有《现阶段中、英、日三角关系》、《林内阁之危机与日本对华新企图》、《抗战中远东国际形势的展望》，等等，力主抗战、自力更生，反对不抵抗、寄希望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等主张，并指出“最后胜利必属于吾人”。

1937年9月，次叔更在《维持持久战的几个基本条件》一篇论文中，不仅指出“目前中国对日本的战争是弱国对强国的战争，是被压迫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以中国军事装备的简陋，经济的落后，交通的不便，无论从任何方面着眼，都只有采取持久战这一法。”而且还提出了“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维持持久战的条件”，政治上应实行“民主抗战”，力主“中国对日作战是整个国家、民族为生存、解放而战，决不是政府一部分的战争，也决不是某一党派某一阶层的战争，”因此，政府应以最大诚意和决心，尽量吸收全国各方面人才，予以适当工作；应尽量普遍地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为政府抗战的后盾……”；经济上应“开辟财源”、“降低一切不必要的消耗”，力主“立法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战时停付对地主的债务本息，”“应征入伍之佃农，入伍期间其家属可享免纳地税之权”并“酌增”军需工人工资等。这些主张无疑都是符合抗战利益的，符合党的一系列主张的。

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次叔不只是提出上述主张，而且积极躬身实践抗战。他不顾妻弱子幼的情况，毅然于1937年秋随李宗仁飞抵南京，旋于10月与李同机飞抵徐州抗日前线，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上校机要秘书的身份，襄佐李宗仁发布了《约法七章》，并说服李于11月开办了“第五战区抗日青年训练班”、12月成立了“第五战区抗日民族总动员委员会。”“训练班”实际上由次叔具体领导，并担任动委会组织部长、常务委员，基本上掌握实权。训练班办了三期，第一期中有杨易辰、荣高棠、冼星海、张瑞芳等一大批先进分子，第三期中有吴宪贤、权启礼等一大批革命骨干。

作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的夏次叔，任用了地下党员郭影秋同志（先为干事，后为总干事）等不少地下党员，得到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领导与支持。在派遣掌握各县动委实权的动委指导员时，更选派了大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1938年1月，次叔等又将训练班第一期三百多毕业生组成十一个民众动员工作团分派到各县，使之纷纷组成了青年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农民救国会、儿童团以及姊妹团等。各县动委会既监督抗日军政行动，又揭发军政人员的贪污行为。去沛县工作的地下党员兰铭述发动儿童斗争了土豪劣绅；在宿县工作的同志，更发动了数千人揭发检举国民党第五区区长的贪污罪行，并到徐州请求罢免。对此类事件，当时国民党各派态度歧异，斗争激烈。郭影秋同志立即向次叔汇报，次叔听毕，立即亲拟电报发至各县，宣布“总动委会派出的民众工作团，有权揭发一切贪官污吏”，支持了群众的革命精神，打击了破坏抗日分子的反动气焰。3月，台儿庄会战前后，总动委会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大徐州宣传周”，号召与组织了支援会战的各类活动，为台儿庄大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台儿庄大捷后，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把持总动委会，在所谓“选举”中，CC社，复兴社，以及其他反动分子进入其中。在所谓“修改”总动委会组织条例中，他们取消了“武装群众”等条款。此外，他们还派出军统暴动队2000多人，持步枪、手枪与匕首，着便衣四处破坏捣乱。次叔找到郭影秋同志，对他说：“总动委会被各派系的人钻进了，已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这样，你们……不如下去借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推动下边的工作。”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解放后，郭影秋同志到处打听夏次叔的下落，均无结果。重病垂危之际，他沉重地回忆说：“夏次叔对我党许多主张，如统一战线、抗日救国，无不同意；无论从几件大事，还是从处理日常问题上看，我们提出的意见，夏没有不同意的，也没有不批准的。所以，抗战中徐州地区的统战工作的成绩，与夏次叔是分不开的。”

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全面抗战，妄图以片面抗战侥幸战胜日军，结果演出了徐州大溃败的丑剧。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于1938年5月突围之后，夏次叔其人便从此消失。

关于夏次叔同志之下落，数十年来说法不一。

1939年9月，李宗仁飞回桂林，次叔爱妻王秀清经多方设法求见，询及次叔下落，李宗仁回答是“突围中失踪”，但又当面叫来夏的勤务兵宣布枪毙，秀清力劝而罢。经各界多方努力，李终于批准将次叔列入“阵亡将士”名单，并发放少许抚恤金以慰次叔眷属。

1964年冬，福建文史馆长，原抗战时期广西师院教授林素园先生，函告次叔之子云：徐州溃退后，我与次叔等一路昼伏夜行，5月下旬一日，我等行踪为汉奸侦知，当即匆奔涡河北岸，于千寻万觅之中得一小船，我即上岸，因次叔肥胖行缓，行至岸边时“为日寇骑兵十数人围住开枪，当场殉国。”林先生强调，此系我在河中亲睹。

1965年冬次叔之子通过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党支部发函李宗仁，询及生父下落，李宗仁回信云：“年代荒远，记忆不清。”

1965年8月湖南省文联常委、湘西吉首民族中学教员、作家黎锦明（时改名锡朋）在写给当时省文化局长魏猛克之信中称：“夏次叔为国民党暗害，时我在河南流亡时耳闻。”

1982年，黑龙江省文史馆长、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黄宇宙同志则云“由于夏次叔同志在徐州暴露过于明显，被蒋特暗害。”真是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

然而，无论各说如何歧异，夏次叔之为党为国已经捐躯，确属无疑。故1984年，湖南省民政厅已经确认其为革命烈士。

夏次叔同志的一生虽极短暂，但其崇高品德、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都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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